《印象》:心心相“印”·中国印文化大展

岁末年初,由著名书法篆刻大师韩天衡历时一年多的时间精心策划的“心心相印——中国印文化大展”,正式亮相上海韩天衡美术馆。此次展览首次以中国印章发展历史为主线,汇集了印章、印谱、印材等涉及中国印章艺术不同方面的展品。这些展品以上海韩天衡美术馆的馆藏为基础,同时向西泠印社、河南印社以及海内外藏家广泛借展,总计560件(套),其中70%以上的展品都是首次公开展出,可谓中国印文化的一次大巡礼。

印章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,是社会交往中重要的凭证和信物,而中国的印章在具备实用性的同时,还彰显出了高妙的艺术属性。据考证,最早可见的中国印章出自殷商时期,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。

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,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,所有印章都称为“玺”。因为战国时期各国文字还未统一,因此印章制度也各不相同,从外形上看,战国古玺有大有小,有长有圆,体现出缤纷绚烂的篆刻面貌。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,“玺”才称为帝后、诸王等阶层用章的专用名词,普通的官员百姓用章只能称印或者章。

在古玺印艺术中,印章大部分都使用金属材质制造而成,而印章的大小、使用的材质和印钮的形制,都与使用者的身份相匹配,有着严格的印章制度。我们眼前的这方三国时期纯金质地的“关中侯印”,是“汉官印”中不可多得的精品,龟钮金印的搭配,也体现出用印官员的级别,是韩天衡美术馆的“镇馆之宝”之一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随着纸张的普遍应用,竹木简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,印章也由“钤盖于泥”转变为“钤盖于纸”。这一历史性的转折,促使了印泥的诞生,也推动了中国印章史的发展。而明代中后期“文人印章”的兴盛,更造就了中国篆刻艺术的另一个高峰——明清流派篆刻。

过去印章具有明确的实用价值,但到了明代中期以后,文人士大夫直接参与到印章的创作中,印章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姓名、字号,而是加入了更多的诗文,借以抒怀明志,被称为“闲章”。这种热潮绵延到清代,产生了篆刻史上的浙派、皖派,到近代更有“晚清六大家”,“海派篆刻”,“黟山派”等流派,形成了整个中国篆刻发展史的一个鼎盛期。

此次“心心相印——中国印文化大展”共展出116方明清流派印章,涵盖了不同流派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,其中,明代文彭的“琴罢倚松玩鹤”、何震的“听鹂深处”,清代邓石如的“江流有声断岸千尺”、吴熙载的“方竹四面印”、吴昌硕的“九方田黄印”等,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、孤品。

文彭、何震,被称为明清篆刻的“鼻祖”。文彭为什么地位高?清初印学家周亮工在《印人传》中曾经提到这样一个故事。文彭是吴门四大家之一“文徵明”的长子,当时在南京国子监当博士,有一天文彭经过了南京西虹桥的集市上听到非常激烈的吵架声,过去问了才知道,原来是一位老农用驴子驮了四箩筐石头,跟店家在吵架,文彭看到石头非常通透,就问是哪里的石头,老农答,是处州的石头。处州就是现在的青田,这个石头当初叫“灯光冻”,是用来雕刻妇女小姐头上饰品用的,质地较软。文彭非常喜欢这个石头,于是花了大价钱买回家进行印章雕刻,发现非常称手,完全不用再让工匠代劳,自己也可以操刀创作,非常畅快。这样就引起了篆刻史上材质的大变革,形成了文人操刻的一大风气。

文彭的印章传世很少,据可考的仅两方,一方藏于上海博物馆,叫“七十二峰深处”,另外一方则是此次展出的西泠印社所藏“琴罢倚松玩鹤”。

和文彭齐名的何震,是一个职业篆刻家,在当时的影响力非常广,“自大将军以下,皆以得一印为荣”,当时的官员都以拥有何震一方印章为荣。此次展出的何震作品“听鹂深处”,边款里述说了晚明名士“王穉登”,也叫王百谷,与秦淮八艳之一的马湘兰之间的故事。这方印章是何震应王穉登所托,刻给马湘兰的,名为“香兰仙史”。

明清篆刻“皖派”的开山鼻祖“邓石如”有一方传世之作,名为“江流有声断岸千尺”,语出苏东坡的《后赤壁赋》。这方印石乍一看非常普通,但是通过边款,邓石如为我们说了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创作过程。

这方印章是当时邓石如在京口,也就是现在的镇江,应一位朋友的邀请所作。他拿出这方石头,命童子在火上烤一下,没想到被火一烤,这方石头的上端部分变成了深红色,邓石如觉得这和苏东坡笔下的赤壁相近,印章下半段的白色就像滚滚长江,有一种烟波苍茫的美感,旁边还有残破的一小块,就像苏东坡的一叶小舟。如此突发的灵感给了邓石如一个极大的启发,于是他刻下了这千古流传的名句。这方印章不论是章法布置、用刀技巧,还是边款创作,都可以说是篆刻史上的一个典范之作。

明清篆刻流派的蓬勃发展,离不开明清时期一批杰出“印人”的相继涌现,它们对印石“边款艺术”的开拓发挥,在古玺印高峰之后,又开辟出了一片新的天地,各具特色的刀法和章法,更成就了“印文化”中一道独特奇妙的风景。而这批文人对传统古玺印的重视,也促成了印谱的出现和发展。如今,我们能读到的存世“明清古玺印谱”就有约700种,这些印谱不仅具有学术研究、收藏、市场、艺术等多种价值,也为后人的学习和摹刻提供了范本。

最早的印谱出现在北宋时期,大多是摹刻本,上面的印花、文字都是临摹所制,走样得很厉害。摹刻印谱一直到明代中期被打破。

隆庆年间,上海有一位收藏家叫顾从德,收藏了许多秦汉印章,他请人把这些秦汉印章做成了“原打印谱”。所谓原打,就是将印章直接用印泥盖于纸上,可以较完整地保留印章的真实原貌。这本由顾从德编辑的《顾氏集古印谱》,当时只做了20套,非常珍贵。为什么原打印谱那么少?因为它的工程量非常大,要一方一方印章盖出来,还要去装订,甚至还要题考证,所以发行量不可能大,其珍贵之处也在于此。

除了《顾氏集古印谱》之外,此次还展出了明清印谱史上的多部经典原打印谱,包括宁波天一阁藏的《范氏集古印谱》、郭宗昌的《松谈阁印史》、陈介祺的《十钟山房印举》,以及上海和杭州几位收藏家联名推出的《丁丑劫余印存》等。

中国印章艺术自成源流和体系,内涵深邃,除了印章和印谱之外,印材、印钮也是印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中国印章的材质,自古以来一直以铜质为主,玉、金、银等材质,非身份高贵不能用,虽然珍贵罕见,但这些材质都不太适合雕刻家自己制作,因此早期的印章都由专门的雕刻匠人琢刻完成。一直到元代晚期叶腊石的出现,才改变了这一面貌。

叶腊石的颜色类玉,但比玉更漂亮,五颜六色,晶莹剔透。它的质地较软,易于雕刻,可以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,也变成一个可以刻字的匠人,它激发了文人参与篆刻的积极性,带动了整个篆刻史的大发展。

在篆刻领域,中国有四大印石产地,大多在中原或江南地区,分别是青田、昌化、寿山,以及巴林。对于这四大印石的特点,韩天衡老师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。他说四大印石,就好比四大美女。青田石以青白为主,像西施,清秀美丽;巴林石像王昭君,漠北美女,豁达豪迈;昌化石就像貂蝉,艳丽妩媚;寿山石则像杨贵妃,丰腴温婉,多才多艺。寿山石的品种多样,最大的一个品种称为“芙蓉”。

此次展出的清代将军洞芙蓉旧印,其色如荔枝白,既糯且透,非常洁净。上面雕的是龙纹,方正饱满,配以官帽钮,是造办处为宫廷所用制作的印章。芙蓉石还有很多其它颜色,包括黄色、红色、绿色,甚至黑色,有“三羊开泰”、“五福临门”等美誉。

在明清文人眼中,放置于书房案头的印章石材,必须有两个特性,一个是软硬适中,易于雕刻;第二是外表美观,可以赏玩。这也令拥有100多个品种的寿山石,继青田石之后,备受文人钟爱。从雍正开始,“清朝帝后玺印”也大量采用寿山石,取代了“玉制玺印”的尊贵地位。此后,这些用于雕刻印章的石材,伴以杨玉璇、周尚均、林清卿等“雕钮高手”的加持,在300多年间,吸引了更多爱石人的追慕。

印雕最初只是一个悬挂或者方便把持的东西,但是到了明清时期,有了叶腊石等类玉石材,很多玉器的雕刻工艺也被搬到印雕上来。印雕工艺无非两种,一种称为圆雕,一种称为薄意。圆雕就是上面有古兽,有山水,甚至有人物。薄意是雕刻者依照石头的天然花纹,取其曼妙之处进行巧妙构图,雕出一个类似于国画形式的立体作品,它有两大好处,一是遮瑕,一是美化。

田黄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印材,中国古代很早就有“一两田黄一两金”之称,到后来“一两田黄十两金”,甚至一两田黄五十两、一百两金,所以田黄方章存世量很少。它的琢刻一般采用薄意工艺,就形而作。

此次展出的田黄作品中,有一件19世纪福州的雕刻大匠林清卿的作品。他把中国传统的绘画搬到了石材雕刻上,借鉴了石材上的隙、裂、皱等天然瑕疵,将各种花纹变成巧雕,开创了非常重要的一门装饰工艺。

我国第一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郭功森的田黄作品《群魑戏钱》,是在一块重达一斤多的田黄石材上进行雕刻的,上面的图案是大量古币和游魑。他把田黄天然的沁色和裂纹巧妙利用起来,创作出了完美的浮雕感,堪称一绝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上海雕刻家刘硕识创作的高山石作品《峡江山水图》,利用了石头本身白黑相间的纹样,刻出了行云流水的感觉,将水中白沫描摹得非常巧妙,堪称海派雕刻的巅峰之作。

从周秦两汉的古玺印,到明清文人流派印章;从古代的印谱到以“四大国石”为主的珍稀印材……此次展览展品多样、品质高端、学术丰厚、规模庞大,让绵延三千多年的中国印文化跃然眼前,也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《印象》每周日19点30分在纪实人文频道播出。栏目以20至45岁对文化艺术领域感兴趣、或有一定了解的中青年人士为目标受众,聚焦长三角地区的各类文化活动、文化人物、文化现象。

栏目分为“对话”、“讲述”、“搜客”三大板块,分别对应嘉宾访谈、人物专题片、文化艺术短视频三种样态。抽屉式的编排方式赋予节目弹性的制作空间,也为观众带来了节奏明快的观赏体验。

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,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,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,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。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。

发表回复

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。